九月是許多國家的開學月，本該迎接嶄新學習旅程，但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，最多青少年選在每年九月一日自殺，那天是每年第二學期開學日。當地非營利組織終結霸凌領航（Stop ljime! Navi）副代表須永祐慈直言，這些不幸源自壓力大，而「遭受霸凌」是其中一大壓力源。

日本絕非特例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二〇一九年調查，全球約每三名學童，就有一人曾遭校園暴力或霸凌。台灣霸凌事件同步攀升中，教育部統計，近三年校園霸凌通報件數都逾千件，去年雖逢新冠肺炎疫情伴隨的停課，同學間少了實體接觸，通報量仍達一九四二件創新高

國內對校園霸凌議題的討論，始於二〇一〇年催生首部霸凌法規的桃園市八德國中案。今年初，一名台中市豐原高中學生疑遭校方不當管教，一年半內被記超過二十支大過、小過和警告，最後選擇輕生，讓霸凌關注度再攀高峰。

家長在乎霸凌的程度，更是遠高於十二多年前。國教行動聯盟過去半年在多縣市辦理霸凌防制座談，就連平日場次都曾爆滿，累計逾六百人參與。民意促使政府跟著關注，今年八月，教育部舉行有史以來第一場國際校園霸凌防制會議，邀日、韓學者遠道而來，齊聚共商解方。

《親子天下》採訪超過三十位霸凌防制專家，多人談到捲入案件家長最常說的話，也不約而同說，「這不是霸凌，什麼才是霸凌！」和「我不說這是霸凌，學校就不理！」

究竟什麼是霸凌？按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》描述，霸凌指個人或集體，持續以言語、文字、圖畫、符號、肢體動作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，直接或間接對他人，故意做出貶抑、排擠、欺負、騷擾或戲弄等行為，使他人處於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，產生精神、生理、財產上損害，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進行。

教育部歸結構成霸凌的四要件，包括以言語等樣態侵害他人、持續發生、故意為之，及對他人造成精神、生理、財產上損害。

比起社會、職場，校園尤其是霸凌好發地點。台中市黎明國中專任輔導教師羅丰苓分析，學生心智不如大人成熟，再加上教室隱私和自由度低，身材特徵、生活習慣全攤在大家眼前，且不能自主選擇班級。台灣上學時間比多數國家長，但每節下課時間短，學生易憑第一印象記住彼此，比如胖的、成績好的、衛生習慣差的，少有機會認識同學不一樣的一面，這些都是校園霸凌成因。

網路成戰場：改寫校園霸凌新樣態

網路也正改變霸凌樣貌和複雜度。「過往將霸凌分成肢體、言語、網路等類別，但現在幾乎所有通報人，舉出的佐證中，一定包含社群軟體對話截圖，」關注校園霸凌議題的台北大學橄欖枝中心計畫主持人、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林育聖直言，網路霸凌已成常態，不再是單一類別。

網路不只改寫霸凌分類，還常模糊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界線，讓傳統霸凌現場中，「霸凌者、受凌者、旁觀者」的三角關係更複雜，加深霸凌案件判定和調查難度。

兒童福利聯盟研發組督導邱靖惠提到，有些學生上課被霸凌，晚上在虛擬世界，另組對話社群「公審」霸凌者，一天之內就從被害者變加害者。在此趨勢下，霸凌調查人員常得花更多時間釐清「到底誰欺負誰？」拉長調查時程。

網路也延長受凌時間。邱靖惠觀察，手機、網路成多數孩子必備工具後，很多霸凌從現實世界延伸到網路，受凌者白天在校被排擠，下課後在網路上遭言語攻擊，「形成永不休息的欺負，」她形容。

同時，虛擬世界人際距離遠、可匿名等特性，讓霸凌行為更加嚴重、兇狠。經常處理兒少司法案件的士林地方法院少年調查保護官吉靜如指出，多數兒少在實體知道不該打人，但換到網路上，因為可以匿名，不少人以為「留言罵同學，不會出事」便口無遮攔，殊不知警察只要詢問社群平台和電信業者，就能掌握每個暱稱背後的真實用戶。

許多軟體協助使用者快速修圖、改圖，又再開創另一種常見霸凌樣態。吉靜如愈來愈常接到類似案件，像是有人擅自把同學的大頭照，和香爐圖片拼在一起，邀請其他同學上網「拜」他。她提醒，製圖者以為這只是好玩，其實已涉及侵害肖像權。

事發時：受凌者不求助、旁觀者不挺身

無論線上或實體霸凌，「不說話」是目前現場最大因應難題之一。多位專家指出，捲入事件的受凌孩子，不一定願意開口求助；為數最多的旁觀者，也不見得挺身而出。

林育聖曾分析一〇三到一一〇學年全台校園霸凌通報統計，國小階段的學生對學生霸凌，以肢體霸凌為大宗，國、高中則都以言語霸凌為多。而根據學生所填的校園霸凌問卷調查結果，國小生遇各類不友善行為，求助比率最高，而後隨年級增加而下滑。

整體而言，無論遭言語、肢體或關係不友善行為，求助率都約五成，等於每二人只有一人求助。面對這緘默的半數，兒盟中區社工處主任黃鈴雅分享，她入校宣導時，都要求孩子建立緊急通訊錄，列出遇任何事都可以打且想打的電話，鼓勵事發時以求助取代無助。

日本則推動「旁觀者教育」來改善現況。須永祐慈建議霸凌旁觀者可以做四件事，包括提供庇護，成為被害者盟友；多人團結，向學校通報；勿跟著起鬨，最好還能轉移話題；動筆幫忙記錄現場狀況，也寫下自己的感受。日本已設計一記錄表格，指引學生該觀察、記錄哪些細節。

須永祐慈強調，身處霸凌第一線的通常是同學，而非老師、家長。強化旁觀者的正向功能，能終結受害者的孤單，同時建立及時通報架構，在黃金時機解決事件。

事發後：家長傾向以法律解決教育問題

若孩子捲入疑似霸凌事件，向學校檢舉並爭取調查機會，或許是許多家長認為能獲取正義的方式。

但霸凌實況是否如家長想的嚴重？林育聖用數據說明：近五年校園霸凌通報件數中，年齡最小、家長介入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小階段，增幅最高。而從學生自評問卷來看，自認遭不友善對待的比率持平，顯示「霸凌感受度」並沒有增加太多。家長眼中的校園，似乎比學生認定的險惡。

在傾向以類司法程序處理校園霸凌案件的氛圍下，「有些案件，學校都還沒調查完，受害家長就已提告疑似加害的未成年學生，」吉靜如從自己的工作崗位，旁觀到家長們的氣憤。「再這樣下去，學校恐怕變監獄，」林育聖透過這道比喻表達憂心。

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》正經歷上路以來二度大修，教育部在本刊截稿日前預告的最新草案，一口氣大增十六條條文，強調預防的重要性，同時細膩化霸凌處理程序，盼情節輕微案件，改以調解取代調查，以溝通取代懲處，且規劃「一次性的嚴重網路、肢體衝突」適用新準則辦理。

這樣的修法方向，會將校園霸凌處理導向教育和輔導，還是讓學校、當事人在事發後，花更多時間在程序中？

推動反霸凌教育政見的台北市議員苗博雅，常接獲孩子捲入霸凌的家長陳情，盼了解學校處理流程。她說自己是法律人，了解程序正義重要性，但也中肯評析，「雙方家長都覺得自己孩子委屈，而霸凌除了需要程序， 更重要的是事後輔導與支持。」

兒盟執行長白麗芳也提到，草案新增的多數條文，都聚焦霸凌處理細節，易讓大眾以為類司法程序能解決問題。但學校是教育場所，更該做好的輔導工作，卻只增列兩條文來宣示。她呼籲教育部更重視輔導面向，如修《學生輔導法》來增加資源。苗博雅同樣認為，縣市政府應在兒童專業輔導諮商資源上投入更多。

一位不具名高中校長另從程序執行者角度觀察，霸凌案件受家長關注、標準難掌握，多數學校為求謹慎，無論修法結果如何、情節是輕或重，可能會傾向一律走調查程序，且盡量全數委託外部委員審理，以免被質疑不公平。

多縣市教育局處則說，草案取消對校方受理、調查結果提出申復制度，霸凌、受凌者若不服判定，只能在最終結案時，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陳情。新規還沒上路，已預見陳情案爆量，希望教育部協助擴充人力來消化。

在霸凌處理業務恐更繁多、輔導配套尚未入校前，家長能先做的是好好溝通。研究校園霸凌議題的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陳利銘分析，霸凌兩造家長試圖約出來理論一番，甚至相互提告，孩子只會覺得爸媽搞得太複雜，這類複雜的事，與他們無關。而當孩子無感，全權交給爸媽處理時，不但學不到問題解決能力，也難根除霸凌。

他建議，與其找對方家長，不如找學校老師共商改善方向，因為他們才是每天接觸孩子、能給予幫助的關鍵角色。林育聖也說，學生遇不友善行為，最常向同學求助。但向老師求助者，事件獲解決的比率，高於其他兩者。

談到更全面的校園霸凌解方，林育聖強調霸凌和人際脫不了關係，建議爸媽教小孩評估自己所面臨的人際危機、培養解決衝突能力，及建立正確數位禮儀和網路安全觀。

畢竟沒有人是一座孤島，多數學生即便經歷衝突，仍要回歸原班過群體生活。家長從旁支持孩子交朋友，而不是幫他們樹立更多敵人，才可望從最根本處，終結霸凌這道日漸棘手的難題。